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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没有纾困基金的介入，质权人将面临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将股票在市场抛售。事实上已经有质权人采取这种行动，抛售了部分质押的股票。但是很多质权人所持的股票市值缩水，已经跌至接近风险线的水平，这样甚至可能无法完全覆盖融出资金的本金；第二，起诉质押人。很多银行与企业密切关注着这位上市公司实控人，一旦向法院起诉，冻结所有股票，银行就会提示重大风险，上市公司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行为被拖累甚至被拖垮。

30年前，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，该试验区要承担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、探索“先行先试”经验的重大使命。胡昭广上任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中关村要学习硅谷、复制硅谷。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为主，集合了科研、开发、生产和经验培训等一体的综合性基地。在中关村，有40多个高校，206个各级科研所，这里从来不缺乏活力和智力，新技术和思潮在此活跃地涌动。

经过23年改革开放的实践，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，中国的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同一年，在财政部跟科技部的主持下，在大股东中科院和四个部委的支持下，联想员工动用多年积攒的分红认购了公司35%的股权。第一次，这些付出了多年辛劳的科研人员，通过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式，获得了应得的回报。

对房企来说，仅靠加人、加班加点冲业绩，也还是很粗放的模式，或许确实能支撑短期的业绩增长，但长期呢？毕竟，500亿之上，仅靠简单的加人、加班就能稳健做大规模，不大现实。何况，脱虚向实的主基调下，还要腾出点精力搞“美好生活”。如何平衡当下的生存和未来的诗和远方，光给奔腾的马吃草还不行。有些房企干得就挺好，业务之外还专门养了一批人，既不影响现有业务，又能为未来的新业态储备经营人才。当然，这需要花钱，需要时间和耐心。

“香蕉共和国”不但美国政府武力干涉拉美国家，就连美国商业巨头也试图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局。1910年，美国商人萨姆·泽穆雷（库亚梅尔水果公司创始人）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购置6070公顷土地供自己公司的种植园使用。然而就在第二年，他同洪都拉斯前总统曼努埃尔·博尼利亚及美国雇佣兵头目李·克里斯特马斯发动政变，推翻了洪都拉斯民选政府。藏身在这场政变背后的，其实是美国公司的明争暗斗。被推翻的米格尔·拉斐尔·达维拉总统的“大金主”，是库亚梅尔水果公司的死对头——美国联合果品公司。由于达维拉给予联合果品公司洪都拉斯香蕉专卖权，彻底激怒了库亚梅尔水果公司。

环球时报：从长期看，您觉得未来10年中美将以怎样的模式相处？史文：正如我前面所说，未来10年美中之间的竞争会愈加激烈——但请注意，现在特朗普政府所试图发展的并不是这种竞争关系，而是某种敌对关系。我希望，未来美中通过更多的相互理解和更好的政策把握，以及降低各自国内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，减少两国间的敌对和猜疑。这意味着有许多工作要做，需要我们对对方进行一个现实的评估，也需要把政策和现实情况——无论是机遇还是担忧——联系起来。